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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碎片之二
來源:四川省瀘州市江陽區華陽學校趙明江     2019-9-30 17:11:00
 

教育碎片之二

——教育者和相關者

教育者和相關者

古代影響社會、經濟發展和歷史進程的教育者和相關者的典型代表人物有孔、墨、孟、董(仲舒)等。

孔子

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一生致力于政治思想建構。早期試圖通過辦學、從政、周游列國傳播其思想,實現其政治主張,但終不得志。晚年全心身從事教育,目的是以講學方式通過弟子傳承其政治思想主張。

主要思想

仁、禮

《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親人、愛他人,“泛愛眾”)子貢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 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論語·衛靈公》)。“子張問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子曰:“唯仁者能好(音號,去聲,喜愛)人,能惡(wu去聲,憎惡)人”(《論語·里仁》)。子曰:“茍志于仁矣,無惡也”(《論語·里仁》)。子曰:“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論語·泰伯》)。子夏曰:“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 “仁”是仁愛、慈善、友好、相親相愛的人際關系和人道主義處世哲學,是一種內在的真善美,至高的道德標準和精神境界。“仁”作為精神核心價值主導社會,使之更美好。孔子的“仁”是孟子主張“仁政”的思想基礎。“仁政”是有別于暴政的寬厚仁慈的治國理念。實施“仁政”有利于緩和社會矛盾,促進和諧發展。孔子的“大同”思想即從“仁”發展而來。“仁”適合于一切社會制度和任何時代,具有永恒的價值。

“禮”是“周禮”。子曰:“周監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周禮是周朝的禮法,是一套完整系統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范。周禮是宗法等級制,對上下級別、高低貴賤、長幼尊卑作了明確規定,要求人們嚴格恪守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不得有任何僭越。周禮內容極其豐富,包括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系統規范的禮制為周王朝宗族統治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約束了人們的思想。

“仁”“禮”的階級性。 “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資治通鑒·周紀·周紀一》)。“禮定貴賤尊卑”。從孔子的貴族出身和竭力維護周禮以及對“君子”(貴族階級)和“小人”(平民百姓)的褒貶(如“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樊遲請學稼,孔子罵他是“小人”……《論語》)觀之,孔子的愛是有階級性、有差等的愛,并無等愛。他的“愛人”主要是愛貴族,也有愛民的一面,如他的富民利民和“大同”思想。在階級社會,仁、禮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在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變革中,魯國和很多國家的王公貴族還有孔子的學生冉求,把分得的奴隸變為自由的佃民,這在孔子看來,是對禮制的根本顛覆,是了不得的。為此,他大罵冉求:“冉求已不是我的學生了,大家可鳴鼓而攻之。”當他聽說晉國解放奴隸的法律條文鑄在鐵做的鼎上時,不無哀嘆地說:“貴族和奴隸混在一起,怎么顯出貴族的尊嚴和偉大呢?這么以來,貴賤之間一點區別都沒有,還成什么國家?”——摘引自:楊國榮《中國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5月)孔子富有仁愛之心,但很難超越其階級性,這是孔子思想的保守和局限。他的仁、禮更多的是為政治國的需要。

 

“大同”思想

孔子晚年提出“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樸素的共產主義)思想。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為大同”(《禮記·禮運》)。孔子的“大同”思想是建立在階級壓迫的等級制和生產力十分落后的基礎上的,而大同社會只有在沒有階級壓迫、剝削和私有,精神高度文明,物質極其豐富的條件下才能實現。孔子的大同社會與其所需的條件不符,所以難以實現。

 

仕途跋涉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意為:做官有余力,就去學習;學習如果有余力,就去做官——古代實行世襲官爵制,世官族可先做官后學習,而平民則只能先學習,其優秀者才有做官的機會。優:優秀、優裕、富于——故“學而優則仕”即是學習優秀就可以做官。儒家“學而優則仕”的實質就是讀書做官。古代教育,除一些短期私學外,官學和諸多私學教育都是以做官為目的。孔子教育旨在做官而不在生產勞動和科學實踐。即使招收平民子弟也是培養他們做官走仕途而不是回到生產和科學實踐中去。因此,平民受教育也無助于生產力的提高和科學的發展。

《論語·微子》:“子路從而后(子路跟隨孔子落在了后面),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蕓,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子路說:“不出來做官是不義的。長幼之間的禮節不可以廢棄,君臣之間的道義又怎么可以廢棄呢?想保持自身的純潔,卻亂了重大的倫理道德。君子出來做官,是為了行使君臣道義。”)做官,是儒家的宗旨,并極力為其尋找理由。

孔子少時便有志于仕途,曾做過委吏(倉庫管理員)、司職吏(管理牧場的小官吏)、家臣、中都宰、司空、司寇和代行宰相等職。孔子欲通過做官實現其政治抱負,以致饑不擇食,不惜降低身份,欲往費(費邑。山東費縣城西北的上冶鎮南)這樣的小地方做官,被子路止而止之。然而孔子做官,有其原則和底線,如若君王無道,能毅然棄之。魯莊公六年,家臣當政,孔子認為這是“離于正道”,故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又如魯定公十三年,齊國送一批歌女到魯國,魯國君臣沉溺歌舞,多日不朝,孔子惡而去之。多因政見故,孔子并不被重用,仕途失意,轉而專注教育,如前所說,意欲通過辦教育來傳承其思想和政治主張。

 

克己復禮

春秋時期,社會處在動蕩變革中:諸侯在長期發展中強盛起來,開始脫離周室獨立發展;諸侯國之間發生兼并和爭霸戰爭(兼并和爭霸為國家統一創造條件)——分封制埋下的分裂隱患暴發;禮制被打破;奴隸制開始解體;周王朝走向衰落。為挽救周朝的衰亡,恢復心目中所謂的理想社會,孔子主張“克己復禮”,即克制自己的行為欲望——也指諸侯當克制自己的兼并、爭霸行為和私欲——回復到西周的禮制社會。孔子認為,只要做到克己復禮,天下就能歸于仁。然周禮是奴隸社會等級制,奴隸、農奴、工奴和奴隸制代表落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孔子“復禮”即是恢復不平等制度和落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是孔子禮制思想中的負面因素——面對社會變革,孔子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是把歷史推向前進,而是引向后退。

周禮是周朝的典章制度和道德禮儀。在制度方面,周禮作為維護奴隸社會等級制和落后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工具,理當廢除。現代社會就是廢除奴隸、封建禮制,建立法制的社會。在道德方面,禮多屬貴族禮儀,部分對庶民具有實用性。隨著時代的推移,禮不斷演變,許多不符合時代習俗的禮儀被廢棄,其中具有現實意義的道德禮儀在民眾中得以傳承和發揚,成為普適性倫理道德和社會交往準則。周禮是制度和道德的結合,首先是制度,即宗法等級制,然后才是制度的衍生物道德禮義,離開制度談道義,禮就無所本,也不符合邏輯。在春秋“禮崩樂壞”的背景下,孔子的“復禮”主要是恢復西周的禮制社會,包括但不僅僅是道德行為。只看禮的道德方面而忽略制度本身或相反都是不對的。對于禮,應批判地繼承,摒棄奴隸、封建統治階級禮儀,繼承和發揚適合任何人、任何時代的道德行為準則。

孔子的保守還表現為對新事物的抵觸。魯國在魯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實行“初稅畝”,即按實際土地占有面積征稅,廢除了生產效率低下的“井田制”,并從法律層面上承認土地私有的合法性,提高了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初稅畝”是“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邁出關鍵的一步”。《左傳》記載:“初稅畝,非禮也……”孔子在修訂《春秋》時引之以批評其“非禮”,目的是維護舊制,反對革新。

竭力維護禮制,因循守舊,反對革新,表現出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孔子的守舊思想對后世影響深遠,在兩千多年的延續中,除了改朝換代,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變化,政治制度未變,生產力和生產方式未變,歷史未變。

 

教育

 

創辦私學:使更多人受教育,為教育發展做出了貢獻。

教育平等:“有教無類”(《論語·衛靈公》)。即無論貴賤,均可享受教育。表現孔子在教育上的平等思想。教育下行,由貴族壟斷向平民教育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教育思想:仁禮道德,學習育人。

教育目的 :為統治階級培養士、仕、君子等為政治國人才。

教育內容:“四教”——文、行、忠、信;“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育人教育:孔子主張“為政以德”,并按照其理念培養治國人才。為此,孔子非常注重育人教育,把育人放在首位,由此把住了教育的本質。育人教育是孔子教育的精髓,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將作為教育楷模受到人們的推崇。

學習教育:“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語·為政》)“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學而不及,猶恐失之”(《論語·泰伯》)。

教學方法:“學而時習之”(《學而》)。“溫故而知新”(《為政》)。“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以及因材施教、啟發式教育、實事求是、身教重于言教等。

 

孔子的仁道、“大同”思想和創辦私學、平等教育、育人教育、學習教育、教學方法等都是古今思想、教育的典范,永遠閃耀著光芒。

 

脫離勞動實踐——孔子教育的致命傷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不敢不敬;上好義,則民不敢不服;上好信,則民不敢不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也,焉用稼?”(《論語·子路》)意思是:樊遲向孔子請求學種莊稼,孔子說,我不如農民;又請求學種菜,孔子說,我不如種菜的。樊遲出去了。孔子罵他是小人。又說,居上位的人,只要重禮義,講信用,老百姓就不敢不敬重,不敢不服從,不敢不講實情。如果是這樣,四面八方的百姓就會背著孩子來為他耕種,哪里用得著自己種莊稼?這是孔子反對學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典型例子。盡管有人說孔子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抱負有作為的治國理政人才而不是培養勞動者,也無法掩飾其惡農情緒和難以消除由此產生的惡劣影響。生產勞動是人類賴以生存和強國富民的根本,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孔子反對學生從事生產勞動,違背了生存發展和富強之道,背離了教育的本源,扼殺了創造性育人教育,客觀上阻礙了生產發展。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這是孔子輕農的又一表現。“民以食為天”,人首先是活著,才能從事精神和其他活動。耕,生存之本;非耕,何以活之?餒,乃輕耕,少獲,無積、重租稅或自然災害等因素所致,非耕作本身的問題,耕不是餒的原因。相反,只有力耕織,才能保衣食,免饑餒。孔子認為精神重于物質,因而重道不重食,重學不重耕。而物質是基礎,精神是建立于物質之上的,只有物質發展了,生存有了保障,才有心力從事精神建設;物質不存,溫飽尚憂,何以謀道?即使在窮困潦倒和主觀意念上建立了“道”,又有何意義?精神高尚生活困苦的道不是完美的道,這樣的道既難建立又不鞏固也不是人們所追求的。治國之道,是使國家和人民文明富強地發展,而不僅是謀道而“固窮”;是道和食、耕與學的結合,而不是彼此對立,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重道輕食和重學輕耕是把國民置于貧困境地,這顯然不是治國者和君子所要的。孔子認為耕作常常會受到饑餓,學習可以從中獲得俸祿,所以,勞動不如讀書。這是在鼓動人們棄耕從學,舍本逐末。若人皆棄耕從學,誰去謀食?祿從何來?如是,不僅道之不存,連生存也成了問題。《呂氏春秋·愛類》記載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織)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同樣,學生不勞動,士不勞動,君子不勞動,貴族不勞動,整個統治階級不勞動,普及教育,則無人勞動,豈不人皆饑寒而斃?謀道不謀食、從學不從耕之弊可見也。重道輕食,重學輕耕或反之都不是理想之道,理想之道是道、食、耕、學結合,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一起抓。

不管孔子教育的目的意圖是什么,人們如何為其圓說,他的惡農思想的存在及其影響都是客觀的,惡劣的。它為統治階級、讀書人和勞力者提供惡農的理論“依據”,使更多的人受其影響而輕視或遠離生產勞動,從而削弱了生產和生產力,動搖了經濟基礎和生存根基,阻礙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脫離勞動實踐的教育是孔子教育的致命傷。

戰國時期諸子百家之一的農家認為農業是民生之本,萬事之首。故“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漢書·藝文志》)。農家因重視農業生產在百家中具有較大影響,大儒陳良的弟子陳相、陳辛兄弟倆放棄儒學,背著農具投奔農家,卻被孟子指責為避高就低,棄明投暗——像一只鳥“從高大的樹上飛到幽暗的山溝”。許行是農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曾主張賢者與民同耕,君臣并耕,人人勞動,反對不勞而食,卻被孟子視為蠻夷大加討伐,責備陳相、陳辛兄弟向他學習。(取意于孟子與陳相的一場辯論見《孟子·滕文公上》) 農家“君臣并耕”的主張雖然不現實,但其以農為本思想無疑是正確和重要的,卻遭到儒者排斥和罷黜,以致學派消失,著作失傳,主體經濟發展受損。為“獨尊儒術”,儒家不惜犧牲立國之本為代價,其過不容。

“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階級固化意識及“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寄生生活使儒家所謂的“重農”思想無從落到實處。

(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論語·子罕》)。孔子出身沒落的貴族家庭,早期為生活所迫,尚能做許多粗活。而后從政、辦教育及游說各國而脫離勞動并成為貴族階級的勞動反對者。孔子雖有富民意識,卻無富民之實。脫離實際和口頭的或融合在倫理道德中的富民思想因失去其本質內涵——勞動實踐——而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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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是獲得、鞏固政權的工具,古代統治階級無需勞作,只要建立鞏固其維護階級利益的政治權力就夠了。所以古代統治者多重政治思想治理。儒者董仲舒建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一例。罷黜百家中代表生產、科學和與之相關的農、墨、雜、陰陽等家,獨尊意識形態的儒家,強化了政治思想,鞏固了封建統治,維護了統治階級利益,削弱了經濟科學。

孔子思想是政治的,畢生為構建其政治思想體系而努力。從政、辦教育、周游列國的目的就是尋找實現政治主張的機會。由于孔子思想符合統治階級利益和有利于鞏固封建統治,所以被漢代及以后歷代統治者采納。孔子思想和皇權政治一同鑄就了千年不變的歷史。

經濟是基礎。經濟興則國民興;經濟衰弱則國民衰弱。歷史上任何強盛,無一不是發展經濟的結果。孔子教育無農工商技,思想少國計民生。在《論語》20篇512則中,仁字出現109次,禮字75 次,君子107次,而言農時、耕稼、勤勞、富民、民食等共9處,且有的意在德政而不在稼穡,如禹的勤勞儉樸,有若(字有子)的輕賦稅,孔子的民信重于民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等,實言耕稼富民者甚少。孔子思想重在道德禮義,雖有富民思想,但較之道義卻相去甚遠,所以孔子思想適于治國而不適宜強國。

政治在統治,經濟在發展。用傳統政治治國,千古不變;用現代科學經濟治國,日新月異。當代中國掙脫了傳統政治和儒家文化束縛,走科學發展的道路,在短短一個世紀或幾十年便超越古代幾千年。古代政治和現代經濟的治理告訴我們,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是科學經濟而不是傳統政治。前不久,我們大搞政治運動,批判唯生產力論,幾乎使國家走到崩潰的邊沿;改革開放把發展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很快地富強起來。日本學習繼承中國古代文化傳統并未走向強盛,而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迅速成為世界強國。歷史事實進一步證明,在非歷史變革時期,只有科學經濟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

對科學的無知。儒家文化里沒有科學,視墨家的科技及制作為“奇技淫巧”而譏之;純粹以四書五經取仕的清朝,稱西洋人的炮火是“妖術”,以糞御之。中西“鴉片戰爭”對決的實質是傳統文化與新興科技的對決。血的教訓使中國人終于明白了問題所在,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響起來了。這一歷史現象的發生并非偶然,是只有經文,沒有科學的傳統文化導致國民創造力極度缺失的必然結果。缺乏和不重視科學的儒家文化留下的隱患,給后來的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在中華民族遭受毀滅性打擊的同時,也結束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統治地位。

儒家思想主要是仁道、禮義;文化主要是四書五經。四書五經作為主流文化貫穿其產生以來的整個古代歷史,隋唐及以后歷代科舉考試都以四書五經為內容,明清時候只考四書五經。內容陳舊、形式僵化且缺乏科學的科舉制嚴重束縛了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創造力。在儒家傳統思想文化制約下,新思想、新科學文化很難產生,歷史因此停滯不前。

用有重大缺陷的儒家思想文化治國是很不夠的,需要補充新鮮血液(儒家思想文化體系中所缺少的新思想、新文化和科學技術等)以增強治理的先進性、科學性和全面性。當今中國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正是被排斥在儒家正統文化體系外的科學技術在后來大發展的結果。

站在仁道、“大同”、君子和德智教育的角度看,孔子是個圣人,站在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孔子確實不如農民。孔子思想有偉大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這兩方面對歷史都產生著重大影響。

孔子思想、教育在多方面前無古人,其“仁道”“大同”思想和學習、育人教育堪稱卓越。這些對國家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他的部分思想和教育是適合任何時代的真理。然而,孔子教育沒有稼穡,沒有農工商技,脫離生產勞動的教育和因循守舊等思想阻礙了社會、經濟和歷史的發展。

統治了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終因不適應歷史發展走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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